原创

真爱,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如今,从事外企公司营销的马伯庸,从事传媒网络技术的阎乃川,百忙之中,向世人端上了一份热乎乎的冷餐——中国近代电报史!奇怪,早已衰冷的电报,日渐消逝的电波,与这两位年轻人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史海浩瀚,从各个角落搜寻资料,该有多难!可他们乐此不疲,狂欢一般地舞动历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中国近代史上专为电报留下了新鲜的一页。他们的初衷,本是突出趣味性,讲述一些轻松的趣话,介绍一段好玩的轶史可是因为书中素材比较翔实,描述相当生动,背景深厚,信息密集,居然透视出了一纸电报背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图像。毫无学究气息,不做史官嘴脸,把一段枯燥的、复杂的、技术性、专业性的历史,写得如此好看,妙趣盎然,引人入胜,这是当今年轻人笔下的历史,也会是当今年轻人爱看的历史。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这一下子可捅了奉系的马蜂窝。主忧臣辱,大帅被骂,手下岂能安坐?张景惠、阚朝玺、汲金纯、吴俊升几员奉系大将纷纷各自发表通电,要么直截了当骂吴佩孚是“祸国罪魁、殃民戎首”;要么造谣说吴勒索敲诈地方,霸占兵工厂、还骗西南军阀的钱,一贯是个坏人;更夸张的还说吴佩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绿气炮”(注2),宣称要杀尽东三省军民云云,总之一时间各色脏水齐刷刷地朝吴佩孚泼来。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年轻时伏案奋战,一个馒头一个苹果,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又不敢多问。后来看到成稿,方才明白,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修史,是在做学问。
我平时负责省报文艺版面,儿子曾应约为我们写过《黑客帝国》等电影的影评,水准还行。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展示才华,他如听耳旁风,总是推说太忙。可他大量精力投入日本历史,怎么不嫌忙呢?
若单说私人恩怨呢?陈宦就更说不过去了。袁世凯跟你有什么恩怨?他给你这么大信任,现在你却特意强调反他,还揪着他本人不放,这算怎么回事?而且通电前面还口口声声说项城项城,语气恭谨,突然就改了口风直呼“袁氏”,前恭而后倨,简直是自相矛盾。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北洋军装备精良,但却因为称帝事件而导致士气十分低迷,许多士兵心存疑虑,比不得士气昂然的护国军。从1916年初开始,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纳溪大战了数场,护国军在蔡锷的指挥之下,逐渐摆脱前期劣势局面,还成功策反了刘存厚部,让北洋军的军心大乱。到了1916年3月底,护国军终于打破了重镇泸州,川中震动。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陈宦此来,自然也是想请教老师这方面的经验,来解决自己眼前的难题,既顺应了局势,也不至留下骂名。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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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够同
孤独不是没人爱你
方婧

微露的春阳

袁敏杰
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
5、后
那永远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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